作家余华刚刚在国外得了奖，充分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正在增强。一方面是作家作品的数量与质量明显提高，同时更应承认是全面改革开放的形势，促使文化事业有了更多国际交流的机会。不要说作品被翻译出去后引起反响，单单就作家出国访问也能带来很多机遇。不久前还有人指出，同是在余华得奖的意大利，只要中国作家受邀到访，包括随团翻译在内都会得到一项奖。这在20年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近日有报道说，余华声称自己从来不读中国批评家对自己作品的评论。他认为批评家评与不评，如何评论，对自己的创作，甚至对自己在读者中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且他一句不喜欢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被人家以“知识分子，我恨你们”推销出去。这绝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中国批评家的尴尬与难堪，有许多作家的言论可以证明。那些曾为余华写过专论的批评家，应当醒悟，文学批评的读者本来就少得可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期望与被评的作家交流心得，而现在，最特殊的读者对自己的文章也无心关注，批评还有什么用呢？
又见有刚刚发表过几篇中短篇小说的“新生代”女作家，对吹捧自己的文章和说法十分反感。四位名声正在上涨的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对“四大才女”的说法颇有不满。而她们刚刚在一册文学刊物里出了专辑，如果说批评家的“同期评论”是编辑主动所为，封页上填满她们“私人相簿”的举措，恐怕作家不配合是做不到的。作家的形象应在作品里见到，而不是杂志的封面上，既然自己已经兴趣十足地做了，即使是无聊的吹捧，又何必反感得不可忍受呢？也说不定，“四大才女”只是说者无心式的调侃，你出来郑重声明，倒太当真了。“四”在电话和车牌号码里不太吉利，可在其他方面又十分了得。有“四大皆空”、“四大发明”在前，“四大天王”、“世界杯四强”、“亚洲四小龙”在后，“四大才女”只是习惯性的套用，而且量级差距太大，不是调侃也会自生自灭，不如淡然一笑更好。
批评家从此没有好日子过，从业者当有觉悟。你批评了别人，就有上法庭、赔巨款的可能，有借“骂名人”出名的嫌疑；你说好又有可能自讨没趣，人家不是说从来不看，就是说你无聊吹捧。“作品研讨会”风行于文坛，引来许多人的不满，到会领礼品、说好话的批评家自然让人不以为然，可这些会有几个是批评家忙着张罗起来的呢？还不大多是作家自己请名家、邀记者、跑赞助敲定的吗？有批评家公开表示对参加各类研讨会苦不堪言，有作家诉苦说开个研讨会忙里跑外太累，花销也承受不起，但这种会还是文学报纸最常见的新闻，为什么呢？“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棒杀”与“捧杀”都不是真正的批评，它们的盛行也不是批评无权生存的真正理由。只要有文学在，就会有批评在。余华说他不读批评家的文章并不等于这些文章写得不好，没有价值，算是给了批评家面子。但一个作家完全拒绝批评，未必明智。近读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著作《牛犊顶橡树》，其中的一些言论发人深省。这位作家因政见不同而遭流放，多年扮演“地下作家”的角色。不但作品不敢示人，甚至不敢显出自己有文学修养和创作能力。他认为这种孤独的创作方式“得不到熟知现代文学标准的严格的艺术批评。而事实上，这样的批评，这种把写好的作品放在美学的空间地带进行冷静清醒的局部测量是非常需要的，每个作家都需要”。中国当代批评家是否已经“熟知现代文学标准”，他们的批评是否真正做到了“严格的艺术批评”，这是批评家应努力的方向。但作家因此拒绝批评，至少不值得提倡。
由于纯文学刊物的衰微现状和出版业中浓厚的商业味道，批评在作家作品面前的无力与无用日见明显。这种现实已使许多睿智的批评家金盆洗手或转向别途，文化批评就是成功一例。笔者曾在多篇文章里对文化批评压过甚至取代文学批评的现象不以为然。现在看来，就现实而言，这些观点必须纠正。再写作家作品评论，可不能随意出手。最终的真理是一回事，现实的情形又是一回事。当下中国，批评何为？批评家应当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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